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的英國，其所謂「自由貿易」的內容，乃是廢除對交易物資、對象、場所等限制，進出口稅率並非最重要的問題。自1850年清政府建立釐金制度後，英國方面對實現「自由貿易」的目標，開始轉向中國國內的徵稅。對此，清朝方面僅將貿易、「關稅」視為財源，尚未形成保護關稅和關稅自主權的概念。至1870年代，以北洋大臣李鴻章有力幕僚為中心，保護關稅才開始成為政策及輿論的討論焦點。1876年簽訂的《煙台條約》曾規定租界內免除釐金。至1881年9月，中西雙方擬定清朝方面允許免徵洋貨釐金，西方則同意將進口稅率由5%提高為10%，所謂「裁釐加稅」協議幾乎達成。「加稅」和「裁釐」原是兩件不同的事務，在現實談判中運用「裁釐加稅」概念者，以馬建忠為始。基於保護中國商人以奪回利權、致富求強的觀點，馬建忠建議廢止釐金，並相應地提高關稅稅率。然而，這次談判最終不但未達成協議，且直到二十世紀，中國關稅制度都未再出現變革的轉機。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形勢下，西洋的「自由貿易」與清朝的「保護關稅」概念只能以「裁釐加稅」的形式相結合，且只停留在觀念層次，不易落實。為探究其原因，本文將重新考察產生、並持續推行釐金制度的清代中國社會經濟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