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研究史而言，蔣孟引在1939年留學倫敦時完成的博士論文、及回國後以此為基礎在1965年改訂的中文專著，充分展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政治與世界觀的變化與相互影響。兩書各自代表引入西方現代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對此領域帶來的變革。蔣孟引業師韋伯斯特(C. K. Webster)具有的國際主義與現代史學理念，促成他的博士論文描繪英國因外交失敗而訴諸「武力外交」，中國則扮演始終尋求和平的角色。不過，在承認英國亦有苦衷時，該文也努力反駁英國學界的流行看法，強調英國缺乏發動戰爭的理據。但1965年的專著完全採用譴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觀點。這一改寫可部分視為蔣孟引經歷接連的政治運動後，證明自我思想改造的產物。但這部著作仍在實踐上堅持其早年篤信的現代史學方法，並非只是屈從權威的違心之作，仍應被視為在研究薄弱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史領域上，探索和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的積極嘗試。最後該書雖因不符當時的典範與政治需要，遭到丁名楠撰文批判，蔣孟引亦全面轉入世界史的教學研究中，但在數十年後，該書卻能樹立在此領域的經典地位。這個故事不僅關乎蔣孟引一生政治學術思想的延續與轉變，同時也是二十世紀第二次鴉片戰爭詮釋方式變遷的縮影。這不僅展示了中國近代史科學研究興起的多元性，亦揭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轉變過程中容易被忽視的延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