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36卷2期
當事人視角下的陶德曼調停
張哲維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本文從陶德曼當事人的視角,重新論述中日戰爭初期由德國擔任中介者傳達日本和談條件給中國的外交活動。德國發動陶德曼調停的內在動機可從希特勒的主觀意願、各方勢力的不同考量和陶德曼的道德使命感三方面探討。事實上,陶德曼曾先後三次親自轉交日本和平條件給蔣中正,分別發生在1937年11月5日和12月2日,以及12月26日因蔣生病臨時由孔祥熙轉呈。第一次調停發生在日本陷入淞滬戰場的泥淖之中與迫於布魯塞爾會議的國際壓力,主動提出和緩的和平條件 ──即沒有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但因蔣堅持「國際化政略」而拒絕。第二次調停是在上海淪陷後,日本內部對於是否進攻南京出現分歧時,因外相廣田弘毅向德國傳達原有的和平條件不變而發生。這讓納粹卐字旗一度象徵著和平,飄揚在長江江面上。然而,由於日本主戰派抬頭、德國暫緩承認滿洲國和陶德曼駐地轉移而錯失時機,最終導致和平破滅。第三次調停則已然成為了日本的逼降行動,讓德國面臨騎虎難下的尷尬局面。從當事人陶德曼的視角出發,清楚地顯示出陶德曼調停是在德國建議下,由日本主動提出而促成的,也因日本陷於「勝者迷思」而失敗。德國政府始終扮演中立調停者的角色,並沒有偏頗某一方。反倒是陶德曼本人展現出親華反日的立場,而這是過去以國家為主體論述的陶德曼調停沒有呈現出來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