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學界常以晚清臺灣海關統計資料為依據，認為十九世紀中葉臺灣開港(1860年)以後的米穀出口數額大減，出口大宗已由清初的米、糖，轉變為茶、糖和樟腦，強調開港前後臺灣貿易體制的劇烈轉變。然而，晚清臺灣米穀主要係由各條約港與非條約港的中式帆船運輸出口，並不在當時僅以條約港西式船舶為管理對象的海關統計範圍內，所以清代海關資料其實並不能充分地顯示晚清臺灣的米穀出口詳情。本文首先利用日治初期的航運與港口調查資料，證明臺灣開港以後中式帆船與非條約港的航運與貿易活動，其實仍相當發達，且臺米尤為其中重要的輸出品。其次，則以日治初期的貿易統計書等定性與定量資料為依據，重新推估晚清臺灣的米穀輸出數量；指出當時的米出口雖呈現遞減趨勢，然以輸出總值來說仍高於茶、糖，確認米穀仍為晚清臺灣出口最大宗的商品。筆者以為，開港後臺灣經濟體制雖有重大轉變，但原有貿易商品、航運與銷售體制，仍具相當程度的延續性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