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探討日治初期後藤新平與臺灣新醫學發展的關係，後藤所謂生物學原則的統治， 是理解其相關脈絡的起點。就後藤的論著顯示，生物學說的重要意義在支持日本國家主義的發展；生物學說也是一種科學的策略。後藤的「國家衛生論」就是希望運 用此策略，建立公共衛生，以增強國家發展機能。
後藤新平轉任殖民地民政長官之後，生物學概念也發揮類似的作用。臺灣風土疫病問題直接影響日人殖民的成敗，因此新醫學被運用以改善此問題。殖民政府建 立公共衛生，使新醫學朝向知識系統化及體制化發展；及發展熱帶醫學，以協助日人適應臺灣風土‧同時，施行廣泛的衛生活動，以控制疫病。
在生物學概念下的殖民地醫學活動，隱含另一層意義，具有支持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作用。新醫學作為一種操控機制，以保護殖民者為優先，支持殖民者在種族競爭上為優勝者；新醫學也鞏固臺灣經營，有助於日本帝國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