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以西方史學──檢視現代化論述在黃仁宇(1918-1999)史學論著中所佔的重要地位。本文指出黃仁宇的現代化論出現於《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英文版，1974）發表之後。為了讓歷史主義平衡現代化論中的目的論，黃仁宇以強調社會結構，拒斥道德評斷為史家職志。但是，本文論道，關心中國現代化的黃仁宇，將中國傳統社會描述成與現代性截然不類的社會。他的晚期作品著重於凸顯目的論，壓抑早期作品中的歷史主義態度，並且逐漸缺少敘述的深度。尤其與清末以來的西化論歷史相比，黃仁宇的現代化論顯得失去歷史真實。若以史學寫作而論，《萬曆十五年》(1983)仍是黃氏史學最佳的典範。隱藏於該書背後的現代化理論其實是解釋明朝鼎覆的史觀。可是，即使讀者未及發現此一史觀，他仍舊可以享受黃仁宇因著現代化史觀而對明代人物與歷史所發出的同情之嘆與精采的史事描述。此外，本文提出黃仁宇現代化史學的不足。黃仁宇的技術主義讓他傾向於相信現代性與資本主義乃是二為一之物。本文提出布克哈特文化史學的傳統，認為現代性是（個體）精神的發展。本文最後論述道，黃仁宇或布克哈特的現代史儘管以洞視見長，卻不免忽略歷史的連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