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擬透過陽明心學出現後顏回與子貢的形象變遷，以見心學興起，確定「良知」作為衡量聖賢本體工夫與聖學系譜的標準，如何在萬曆時期產生多元論述的話語意義。首先以宋儒評價為背景，闡明晚明以前顏回與子貢的形象，觀看兩人在宋儒論述中所受的評價標準及其脈絡。其次指出陽明學以降對顏回與子貢的評價，是以「良知」為的，較宋儒分判標準已有不同，子貢評價自此跌入低谷。然至萬曆時期相關評論逐漸多元化，雖仍高揚顏回，但相較強調他高妙的悟道論述，更重視苦憤不得之心志；而對子貢的評價更是有所升進，不再對舉二人，而是注重其多學悟道的意義。透過顏回與子貢兩位重要孔門子弟的形象變化塑造，可以知曉晚明的情感與道德知識問題處在一種動態的發展狀態中，其對悟道工夫論述的看法，是會隨著理學、心學時代典範的轉移而有所更迭，對於聖賢經典人物的評價，亦自有不同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