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的主題是十八世紀早期英格蘭重要作家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如何詮釋在當時社會影響力與日俱增的文雅文化(polite culture)。過往研究多集中於曼德維爾如何以嘲諷語氣批判與解構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與喬瑟夫．阿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理查德．史蒂爾(Richard Steele, 1672-1729)對文雅文化的主流意見，不過曼德維爾文雅觀中仍有一個待處理的面向，曼德維爾雖然反對沙夫茨伯里建立在人性光明面的文雅論述，但他並非全盤反對文雅文化，曼德維爾反對的是沙夫茨伯里等人缺乏根據地去美化文雅背後的虛飾、利益考量。本文最主要的貢獻在於：分析曼德維爾支持文雅文化的具體論證過程，探討他認為沙夫茨伯里式文雅在哪些層面上窒礙難行，以及他如何反駁乃至於超越沙夫茨伯里與史蒂爾等人。曼德維爾認為文雅文化可以刺激消費，從而引發連鎖反應，推動英格蘭經濟發展，進而提升國民生活水準，更多窮人得以溫飽，而英格蘭的人口亦將隨著經濟繁盛與日俱增。曼德維爾相信人口數量和國家的強盛與國民的福祉成正相關，文雅文化最重要的價值便在於使國家更為富強。誠如曼德維爾最具盛名(與惡名)的作品《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Bees)之副標題「私人之惡，即公共之利」(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此一公共之利便是曼德維爾的終極追求，其具體內容便是讓英格蘭強盛富足，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而文雅文化便是達成此目標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