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在目錄學逐漸建立為一門現代學科的時候，多數學者本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理念，賦予目錄學「學術史」的任務與責任。圖書館學者杜定友在1930年出版的《校讎新義》，一直被誤判為這股學術史式目錄學潮流中的代表。本文將指出，杜定友其實極力反對目錄擔負學術史的責任。他認為，現代目錄學之本質與任務應該是以書籍為主的資訊登記，方便圖書館與讀者稽查與利用。若在目錄中摻入學術歷史源流的考量，將阻礙甚至抵銷目錄本來應有之功能。不同於杜定友極力劃清目錄與學術史的界線，其他投身目錄學與圖書館建設的學者都不同程度，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吸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理念。杜定友與他們的差異與爭論，看似新舊與中西的衝突，但其實是建設「現代」目錄學與圖書館學的過程中，兩種對學術資訊管理的不同構想與實踐。同時，雙方的差異也反映了學者如何面對中國目錄學的學術遺產與遺留下的問題。